《中国之门:上海》:一个意大利医生的上海之旅

　　距今90年前的一个深秋，意大利医生埃泽利诺·玛依(Ezzelino Magli 1872-1939)搭乘海轮来到上海。这是玛依的第一次东方之旅，1924年9月，他从意大利特里埃斯特港出发，途径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于“11月4日黎明抵达长江口”。玛依在上海逗留三天，写下三万余字的一部游记，拍摄了五十八幅珍贵的老上海照片，他给游记取了一个响亮的书名《中国之门：上海》。

　　大凡头一回来上海旅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总是首选“外滩—南京路”这一丁字形的经典线路，花上半天或一天时间，领略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座远东大都市别具魅力的风姿，倘若时间充裕些，还会去城隍庙、静安寺这些代表上海文化和商业的几个观光圈。玛依在来上海前是做了功课的，至少他读了一些关于上海的介绍，并且还读了中国历史。他雇了一辆人力车，但没有雇导游，凭着一份英文版上海地图，头两天，玛依正是按照这两条经典线路完成了他的旅行计划。

　　海轮于11月4日停靠华顺码

　　头(又称老宁波码头，现属汇山码头)，清晨一下船，玛依即沿着东大名路一直往南，从外白渡桥跨过苏州河，来到了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然后折西前行，游览了整条南京路。20世纪20年代上海外滩的天际线已基本成型，最具标志性的汇丰银行大楼已经落成(现浦发银行总部)，南京路上著名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也相继开张，玛依写道：“你会看到极其奢侈的商店；这里有售最奢侈的眼镜、相机、丝绸、中国纪念品、陶瓷、漆器等等”。玛依描述了那个年代上海的繁华，也如实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贫穷落后，用文字和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一幅幅生活画面，让我们今天能从一个意大利人的视角又一次回看90年前的上海影像。

　　回到海轮睡了一晚后的第二天，玛依再次走过外白渡桥，沿外滩继续向南，折入今天的人民路，走进了被他称之为“嘈杂但是有趣”的上海老城区，游览了城隍庙、豫园、九曲桥和文庙，在“那些纠缠的、迷宫般的、曲折的窄巷子”独自穿行，以致差一点迷路。第三天，他选择了上海西南的徐家汇、龙华一线，造访著名的徐家汇气象观测台、圣依纳爵教堂和千年古刹龙华寺，顺带着看到了上海的农村景象(20年代从徐家汇到龙华，沿线是大片的农田)。在徐家汇气象台，他巧遇了一位意大利同乡神父龙相济(兼任气象台副主任)。此外，玛依在上海的三天没有一个人陪同，只有一个人力车夫，靠手语、表情或几句洋泾浜英语进行交流。

　　在码头，他看到“苦力们吃力地搬运货物时，都会喊出这样的号子‘哦—唉—哦’，可怜的人哪！他们一整夜一整夜地工作，却只能靠像橘子一般大小仅用开水煮的白米粉团来填饱肚子”。在外滩，他留意到矗立在黄浦江畔50米高的圆柱形气象塔，并介绍气象塔是“由徐家汇气象观测台通过议定的气象符号发布信息”，夜间塔上的“信号灯变成可见度高的红黄两色，可变化成三角形和菱形”，供远近船只以决定是否启航。如今的外滩气象塔已经成为一座近代历史保护建筑，供游人“发思古之幽情”，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

　　玛依的上海之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光客，而是对远东大都市，乃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人文之旅。如同许多西方人惊讶中国算盘的神奇一样，玛依在上海老城区的一间店铺前驻足观看算盘的构造及使用。他写道：“中国的一个非凡发明就是计算机—算盘，由几列平行的算珠组成。我亲自去核实了一位银行职员用算盘计算的速度和精准度，非常令人惊讶。”玛依特别钟意那些传统的中国手工艺品，在店铺和流动商贩处，他观赏并购买了好几件精美而价廉的纪念品：一辆竹木制的独轮车、一把“中国的小提琴”二胡，和数量不等的竹管雕、桃核雕、黄杨木雕。“其中一些杰作确实代表了天才的能力和耐心，而独一无二的技艺又由手艺家族代代相传并日益精湛，这一切只可能在一个感觉不到时间流失的国度里发生。”玛依的这段话，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精湛赞不绝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已被西方的大工业发展远远地抛在后面了。著名的上海史专家熊月之教授评价说，《中国之门：上海》“所述内容系作者亲历亲闻，所刊照片多为作者

　　说起《中国之门：上海》中文版的出版，还得提及一位正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访学的年轻意大利学者史提法诺(Stefano Pi-astra)。一年前，史提法诺在意大利领馆文化处的卡萨齐教授陪同下联系到我们，他从双肩包里拿出一只塑料袋，袋子里装的正是出版于1925年意大利文版的原作《中国之门：上海》，横32开，薄薄的，像一册老旧的连环画，向我们作了郑重的推荐。

　　玛依完成《中国之门：上海》写作后，在他的老家博洛尼亚出版。如今很难考证这部游记的确切印数及发行范围，很可能印量有限。史提法诺介绍说，在博洛尼亚地区玛依作为某个俱乐部的“沙龙作家”，他每到一地，返回后总有一部游记出版。1924年的亚洲之行，他一共写了四部游记，《中国之门：上海》是其中的一部。他的作品主要在俱乐部成员中传阅。然而这部“以中国20世纪初的亚洲的大都市为中心的作品取得了成功，于第二年又加印了第二版”。我们知道，1925年正是意大利法西斯专政时期，“玛依对中国没有任何的偏见或种族主义的痕迹，”史提法诺说，“他完全跳出了那个时期法西斯意大利对亚洲的看法……玛依与(当时)主流的英语、法语回忆录和导游将上海概括为‘罪恶之城’大相径庭的独立视角是本书的最重要的亮点”，而是采用平实、让人愉快可读、间或带有西方人的调侃幽默的语言介绍上海，赢得了读者的喜爱。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和许许多多图书一样，《中国之门：上海》静静地躺在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的书架里，无人问津。一个偶然的机缘，年轻学者史提法诺发现了它，并把它带到了上海。

　　对于今天的上海人，意大利人留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建筑风格源自上海传统的“游戏棒”，由20个不规则的功能模块代表意大利20个大区的意大利国家馆；而历史记载中的意大利人，从明万历时受徐光启邀请来沪的传教士郭居静，到近代任徐汇公学校长的晁德莅，都在上海留下过他们的身影，如今在这长长的一串身影中，我们又认识了一位在上海逗留仅三天的意大利医生、旅行家兼作家，他的名字叫玛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