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来百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一半与房地产有关

　　过去10年，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环保、转型升级、民生、创新、绿色GDP，始终是中国官员语境里较为一致的高频词汇。

　　过去10年，与中国经济共同进步的是中国官员的整体水平和执政理念。当然，在过去10年，中国官员的腐败也进入了高发期。但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唯其如此，我们对下一个10年依然信心满满。

　　忙着搞经济

　　官员很忙，首先忙于发展经济。当然，与过去相比，这10年来，更强调科学发展。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们都在忙着转变观念、转型升级。

　　2004年，时任辽宁省省长张文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务院出台了新的政策以支持东北的振兴。我们想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辽宁实现六个振兴的目标。我们要进一步完善辽宁的经济结构，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构筑开放型的经济体系，推动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要使辽宁的经济实力有显著的增强，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群众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张文岳表示，抓发展不能再使过去那种办法，就项目讲项目，就项目建项目，而是要按照科学的发展观，按照全面、协调的发展观来促进新的历史时期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总之，观念的转变任重道远，我们正在逐步向前推进。

　　2010年，58岁的袁纯清横渡黄河——陕西卸任，山西履新，出任省委书记。履新山西之后，袁纯清的心情更为迫切。5月31日到任，6月5日便开始了山西省内11市、为期一个多月的密集调研。经过缜密调研，7月29日，山西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召开。袁纯清在会上全面阐述了“再造一个新山西”的执政方略。

　　在这份长达68页、近3万字的讲话稿中，首先被提出的是三个问题：山西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发展不足，最突出问题——新产业发展和新项目储备不足，最紧要问题——干部队伍对大发展思想准备不足。

　　针对上述三大问题，袁纯清分三部分提出了详尽的“解决方案”， 其中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主线贯穿全篇。煤炭作为山西转型的根本，袁纯清的讲话直指“因煤而兴、因煤而困”的问题所在，并梳理出七大路径。他同时提出，煤炭依赖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谓“资源诅咒”，必须再次吹响解放思想的冲锋号，而在煤上解放思想是山西最大的解放思想。

　　2013年8月25日，吉林长春，一个宽敞的会议室里，数十位来自北京的专家学者和吉林省政府十几个厅局的领导已经落座。5分钟后，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准时出现在由《中国经济周刊》和吉林省金融办共同主办的“吉林省土地收益保证贷款专题座谈会”现场。

　　众多领导和重量级专家齐聚，只为一件事，那就是座谈2012年起吉林省在全国首推的“土地收益保证贷款”模式。经过一年的试点，该项最初为解决农民融资难而推出的产品，不仅成为全国多地争相学习的金融创新项目，也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抓手。截至2013年8月20日，吉林省已在梨树、东丰、公主岭等22个县(市)开办了这些业务，共发放了7464笔贷款，总金额达2.96亿元。贷款投放量与放款户数量均呈上升趋势，尚未出现逾期还款的情况。

　　面对这样的进步，省委书记王儒林依然“不满意”。在他看来，进展应当更快，覆盖面应当更广。“土地收益保证贷款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农民所需要的资金这么简单，这是一件有利于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好事情。”

　　有评论认为，这一贷款模式，不但激活了农民“沉睡的资本”——土地资产，更由于模式新、手续简便、利率优惠、风险可控，被称为破题农村金融的“吉林模式”。

　　素有学者市长之称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对于地方经济发展，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在全国GDP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重庆连续5年保持15%的经济增速。2011年，重庆GDP突破1万亿元。2009—2012年，在《中国经济周刊》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中，重庆GDP含金量连续4年位列前十。

　　但重庆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用黄奇帆的话来说，重庆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并存。发展农业，规模化是难点；发展工业，炸出一块平坦的厂房园区都很费劲。与此同时，层峦叠嶂中隐藏的高山居民、贫困居民和三峡移民，又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难以拉动却又不容忽视的一环。

　　2007年，重庆获批成为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年间，重庆的大胆尝试引发无数议论，“地票”、城乡土地资源流转、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住房及公租房规划……每一步，重庆的改革之刀都直指制度改革和民生热点的最深处。

　　热议中，黄奇帆很平静。2013年3月，黄奇帆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既不认为重庆改革是“冒进”，也不认可“重庆模式”的提法。他只希望做一个智慧型改革的推动者、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的探索者、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践者。

　　观察中国经济，区域经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是以，在过去的10年里，区域经济始终是我们报道的重点。在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成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各区域的主政者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舵手，他们也因此成为我们对话的主要对象。

　　因为发展程度的不同，主政者们受困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和麻烦，但无论各地方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环保、转型升级，民生、创新、绿色GDP，始终是过去10年中国官员语境里较为一致的高频词汇。然而，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进入新世纪后这些新的执政理念，始终长期停留于纸面或是口头而无法成为他们的现实政绩。甚至，绝大多数的官员在思想上仍未能完全转变过来，依然保留着过去粗放发展的思维惯性。这也使得整个中国经济最终受困于旧有的发展模式而略显悲壮。

　　在长期的区域经济跟踪报道中，我们有感于中国区域发展巨大不平衡的同时，也有感于不同区域之间官员水平的参差。应该承认，在过去的10年里，与中国经济共同进步的是中国官员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最主要的受益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较高的学历、专业化的背景以及国际化的视野。但总体上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官员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样是东部经济发达区域，长三角地区官员水平又优于珠三角地区，而在未来两大区域的经济竞争中，人才将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其中，集中于政府方面的人才又显得更为关键。

　　当然，在过去的10年，中国官员的腐败也进入了高发期。一些曾经在采访中对我们信誓旦旦称与腐败水火不容的官员最终成为阶下囚者不乏其人，腐化的程度令人咋舌。这对官员群体及政府形象是极大的伤害。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始终保持着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唯其如此，才能保证社会公众对下一个10年中国改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