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中国国内治理经验可供全球治理借鉴

　　作为G20轮值主席国，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和秩序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会是此次G20峰会的“中国方案”吗？

　　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国侨办的一间办公室里，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国侨办原副主任、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

　　何亚非曾历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等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第一任中国G20事务协调人，从2008年到2010年，亲历了G20从部级磋商机制走向代表全球治理新风向的领导人峰会的过程。

　　何亚非告诉北青报记者，今年主办G20峰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球治理的核心圈，并将以中国思想、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

　　亲历

　　发展中国家从一小步变为“坐到主桌上”

　　见证中国一步步走到舞台中央，无疑是中国外交官在职业履历中感触最深的经历。

　　作为彼时直接接触G20机制的外交官，在何亚非看来，这个1999年创立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磋商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中国与全球治理》一书中写道，2009年是现代全球治理的转折之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的命运发生重大变化。

　　G20升格的缘由

　　G20峰会在华盛顿和伦敦已召开两次，效果不错。各方觉得用这个机制来协调国际经济事务可能是个理想的平台。

　　何亚非曾在自己的书中回忆道，中国、美国、英国当时都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七国/八国集团难以承受承担管理全球经济事务的重任，应该由二十国集团取而代之。

　　他向北青报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2008年包括美、英在内的西方国家认为原来处理全球事务的G7集团难以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G7国家当时GDP已下降到全球总量的50%左右，而中国、印度、巴西，特别是中国占全球经济总量比例、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都在提高。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携起手来。为此，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动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协商，考虑用一个合适的机制，大家想到了G20，但是G20级别不够，部长级，所以提议部长机制升格为元首级峰会。这就是G20升格的缘由。

　　经过反复磋商讨论，中国与美、英等国最终达成基本共识，G20应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这一共识最终在2009年9月G20美国比兹堡峰会上被领导人审议通过。

　　参与全球治理的一小步

　　在何亚非看来，现在的G20领导人峰会机制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而且这与全球治理的演变过程不无关系。

　　他对北青报记者讲述了背后的逻辑，过去在全球治理中，发展中国家没有太多发言权，出现转折先是在2003年。当时法国是G7(G8)的主席国，在法国与瑞士隔水相望的日内瓦湖畔依云小镇召开G7/8峰会。这次会议的特点是第一次破天荒邀请了5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南非)共商国际经济事务，后来演变成“G8+5”。

　　2003年以后每年G8开会都找这5个大国元首去商量。这种协商机制使主要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但是显然并不平等。G7/8可能开一两天峰会，对五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就吃顿早饭、午饭，或者磋商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G8+5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固然进了一步，可只是一小步。

　　“终于坐到主桌上了”

　　G20最终升格为峰会，对于中国的意义又是什么？何亚非清楚地阐释道，这是中国第一次进入了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因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中国的全球政治、安全治理权利没有问题，拥有话语权和决策权，但作为经济大国，制定规则的权利不足，G20升格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终于站到全球治理的舞台中央了，用彼时印度总理辛格的话来说，就是“终于坐到主桌上了”。

　　对话

　　中国角色 世界经济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信心问题

　　北青报：举办G20峰会，能够给杭州带来什么？

　　何亚非：从中国经济来说，杭州所在的浙江省地处沿海，改革开放也走在前沿，比如民营经济积极活跃、新型经济业态较多、华人华侨也多，所以选在杭州开G20是很有道理的，相信杭州和浙江将展现创新经济发展这方面优势，代表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G20对杭州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促进，肯定会芝麻开花节节高！

　　北青报：从2008年中国参加华盛顿峰会开始，您作为亲历者也见证了中国参与G20的历程。中国的贡献是什么？

　　何亚非：我觉得中国的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全球治理理念也就是思想方面的贡献。习近平讲，我们要贡献中国思想、中国方案，对于G20我们首先贡献的是中国思想。比如大国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同舟共济”精神。用习近平的话讲，就是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这个世界不可能是零和博弈的局面，不可能维持“我经济好、你经济差”这样的不平衡局面。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国发展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条均体现于杭州峰会会议主题和议题上，中国成功的国内治理经验是可以给全球治理作为借鉴的。

　　另一方面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贡献，包括中国方案的贡献。譬如中国给IMF救助盘子承诺更多资金支持。2008年首次G20华盛顿峰会上，中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措施，对G20其他成员有推动作用，G20成员特别是大国集体行动，给市场传递了信心——你看我们主要经济体团结一致，世界经济就不会垮，世界经济实际上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一个信心问题。

　　北青报：您曾提到，中国的“五年规划”是当今世界各国中坚持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战略，设计G20“全球经济协调体系”时可参考中国的规划经验，您认为具体可参考哪些中国经验？

　　何亚非：这点与中国在参与G20事务和全球治理中提供思想的引领有关系，比如中国经济有规划性，“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配合比其他国家要好，这是中国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世界经济就没有这样的规划性，相对混乱些，这也是为何中国讲，世界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我们国内讲协同发展，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几大战略都是协同发展，全国一盘棋，并且与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相衔接。现在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很大，要是欧洲现在有一个国家破产，整个欧洲就会陷入危机，并将风险传递给整个世界经济。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因此需要大家经常性地协商、协调。

　　还有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两只手合作、配合做得还是很好的，这就是中国成功的治理实践，世界经济治理也可以借鉴。

　　一带一路 华人华侨面临与改革开放同样重要的新机遇

　　北青报：有学者提出，将“一带一路”构想纳入G20行动计划必将强力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您觉得这么说有道理吗？在现在世界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的情况下，中国会给世界经济增长出哪些主意？

　　何亚非：过去世界经济用的是美国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十条，事实证明所有按照这个模式做的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问题，陷入这样那样的“陷阱”。与此同时，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模式，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了新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很多国家希望学习。我觉得中国发展模式可以根据各国国情予以借鉴，不要刻意“复制”。

　　我们确实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合作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富不算富，跟你交往的邻居发展起来了，自己才能真正富裕，世界经济才能真正发展。我们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设计一带一路倡议的。这是中国第一次办G20峰会，又恰逢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改革调整的重要关口，各国对于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中国经济好，中国经济的转型能够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比如经济创新增长，这是杭州峰会主要议题之一，是中国带头设计的，跟我们自己的发展理念很契合。

　　北青报：您曾任职国务院侨办，华人华侨应该是平时接触最多的群体吧，您曾说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有作为。通过您的调研和研究来看，这些华人华侨现在都具体在做哪些事情？

　　何亚非：我确实做过这方面的调研和考察。海外华人华侨有6000多万，数据显示，现在中国60%的外资投资还是来自华人华侨资本。这些华人华侨都融入了当地社会，而且是跨文化人才，一带一路建设等国际合作需要这种人才。华人华侨既可以沟通两个文化，又可以在项目上牵线搭桥，提供人才资源。因此，华人华侨是我们的宝贵资源。华人华侨面临着与改革开放同样的一次重要的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机遇，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华人华侨率先进入中国。

　　峰会议题 向“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转变面临挑战

　　北青报：今年G20峰会有两个“第一次”特别引人注目——第一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您认为中方作为二十国集团主席国，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G20议程的核心位置的出发点是什么？

　　何亚非：在第一次华盛顿峰会开始，我记得很清楚，中国就一直主张G20重视、聚焦发展议程。中国在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方面已经发挥了表率作用，这次把发展问题正式列入G20议程表明中国的努力得到了G20成员的广泛响应。中国不仅自己将认真完成2016-2030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还将敦促G20成员作出高标准、严要求的国别计划，给国际社会带个好头。

　　西方国家对发展问题一开始有抵触，他们说还是应对金融危机吧，比如加强金融监管，当然这也是要做的，但如果发展问题不解决，根本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这次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列入正式议程，是个重要的标志。从全球化受益的不是所有国家，受益程度不一样，现在看全球贫富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这和整个国际贸易体系是有关的。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发展了，全球贫富差距才有可能缩小。以西方和非洲的贸易来说，非洲很多国家都是单一贸易体系，比如生产咖啡、糖，别的原来的宗主国不希望非洲发展，贸易体系的设计本来就不是合理的国际分工，非洲国家对咖啡等初级产品没有定价权，进口的工业品也没有定价权，这里面一剪刀差，经济上就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这些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发展很快，传统友谊继续巩固，中国是真心实意地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一些西方国家对此就不乐意，抹黑中国。

　　北青报：您刚才也提及非洲问题，您曾在非洲司工作，西方媒体常有中国掠夺非洲、殖民非洲的言论，您认为这些年中国到底给非洲带去了什么？和西方在非洲有什么不同？

　　何亚非：我刚才讲了，中国帮助非洲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要走工业化进程这条路的，也就是说理念就不一样。西方总是攻击中国“掠夺非洲”，其实他们是这样做的，我们不是这样做的。非洲可能把资源进口给中国，中国在非洲做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工业体系建设这样的事情。

　　北青报：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热门议题？

　　何亚非：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趋势，多使用人民币还可以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减少金融风险。世界银行统计，已经有50多个国家外汇储备中使用人民币了。虽然中国的人民币还不是世界储备货币，去年我们加入了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IMF定的人民币占SDR的比例是近11%，基本接近我们占世界经济的总量，这很说明问题。

　　北青报：G20是因为金融危机而走向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假如危机过去，这个非正式对话机制会变成什么样？

　　何亚非：从应对危机的机制逐步向“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这样一个长期治理机制发展，这一转型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没有常设秘书处，还有执行力需要加强。这次杭州峰会在这方面会作出努力，中国的引领作用十分重要。在当前全球化形势下，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溢出效应，比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加息不加息对全球资金流动有很大影响，所以需要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这个有难度，需要大国的共识，需要大国有合作的意愿。我相信，杭州峰会在G20机制转换方面能取得进展。

　　本版文/本报记者 赵萌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