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多元族群社会治理之新加坡模式有何镜鉴与启示？

　　【同期】范磊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

　　我有一次(在新加坡)打车，当时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一上车是一个马来人，上来就给我讲福建话，福建话我听不懂，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中国人听不懂福建话吗？他说在我们新加坡我们讲福建话，大部分人都能够听懂。他当时给我讲福建话以后，我说不懂，他马上就改口了开始给我讲英语。作为我们自己的语言，虽然是一个方言，但是没有你们讲得好。恰恰也通过这样一种交流互动，推动了它不同族群之间，他们的这样一种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族群关系。

　　【解说】新加坡可谓是“先天不足”最为典型的国家，国土面积小，有着多元的族群和复杂的地缘环境，但是却又形成了与其体量所不相称的为世界所瞩目的“小邦大治”。其社会的异质性、各族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序性等都是这个多元族群社会治理进程的生动呈现。

　　【解说】近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范磊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新加坡多元族群社会治理模式进行了解读。

　　【同期】范磊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

　　现代新加坡基本上是从1819年新加坡开埠开始，作为东西方交汇点的新加坡，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大量移民的涌入，就把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概括为叫CMIO，就是说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族裔。政策的制定还有制度的建构，消除了原来存在于不同族群之间的比较严重的矛盾、张力等等这些，打造出了新加坡民族共同体这样一个多彩多元的底色。

　　【解说】新加坡通过软性的宏观政策引领推动了族群和谐的实现，依托硬性的具体制度保障塑造了多元共融的治理模式，同时借助儒学价值观，推动共同价值观的建立，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纳入国家价值体系。

　　【同期】范磊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

　　当时的时候会选定儒学并且推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推动儒学复兴运动也是源自于因为当时整个新加坡社会受到了来自于西方的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冲击，所以新加坡政府也希望确定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然后来重塑新加坡的价值观，儒学就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典思想被抽取出来，当时特别邀请了像余英时、杜维明、熊玠等等这些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到访新加坡论证儒学对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所以如果要说儒学价值在新加坡族群治理中的地位，我们不妨把它称作是在特定时期，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人民行动党政府，选定的一个塑造共同价值体系的一块敲门砖。

　　(李欣 王峰 山东济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