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80年代
自本期开始，《世界中国》将推出一个全新的专栏，名为“我们的80年代”，此专栏由杂志编辑部精心策划许久，可谓是《世界中国》的又一诚意之作。“我们的80年代”将聚焦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在上世纪80年代，因工作或学业而旅居中国的意大利人，及在意大利工作或学习过的中国人，透过他们的个人经历及回忆，带我们重温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尘封记忆。第一期专栏的主角是伊莱娜·米娜弗拉——一个地道的中意文化经纪人，1976年进入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学习，1980年至1984年曾旅居北京，在罗马“狄·多纳多”学院任教10年，同时也是“嘉里达斯跨文化交流论坛”及罗马图书管理系统跨文化交流领域的合作人之一。接下来，米娜弗拉将向我们讲述她的故事。
我是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认识兰波（胡兰波，《世界中国》的创办人及总经理）的，我们是校友，当时她还是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我因获得了意大利外交部发放的奖学金而有幸到中国学习，这项奖学金，是面向开设了“东方文化研究”专业，分布在那不勒斯、威尼斯及罗马的最重要的15所意大利大学设立的。当兰波联系我，向我提议想要创办“我们的80年代”这个专栏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和兴奋，所以立即欣然地接受了。这份激动和兴奋其实早在我还是个20几岁的女大学生，如痴如醉地听着教授们讲述着那个神秘而又遥远的中国时就已经萌发了。那时的中国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遥远，但听着他们的那些难忘的经历，那些奇闻轶事，我的好奇心极度地膨胀，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那种爱做梦，爱冒险，恨不得立即出发上路去探知未知世界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直到今日，回想起那段令人难忘的中国之旅，我仍心潮澎湃，激动不已。透过那些老照片，那些难忘的时刻，那些笑脸，那些斑斓的色彩，那些时隔30多年却仍能触动我心灵的感动又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面对我的后辈们，我可以很坦诚地说：刚到北京时，跟你们一样，我也切实感受到了那种紧张不安。可以说，我跟我当时的同学们对于那个时期的中国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的直接见证——对外开放，所以我们有幸看到了一个如今只有听那些“过来人”的讲述才能了解到的中国，一个更加传统更加真实的中国，一个还没有被大众化，被西方化的中国。我申请到的奖学金有效期为一年。 当时，所有外国学生一到中国，会被分配到中国各地的大学中去学习，我被分到了上海。而我对上海话一窍不通，所以我申请留在北京，于我而言，除了学习在教学领域中所接触到的标准汉语，还想听懂市井普通人口中的地道“京腔”。我的北京新生活就这样愉快地开始了。我的同学中，除了意大利人，还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加拿大、美国、法国、西班牙、北非、南联盟、朝鲜，还有大批日本学生。中国的大学校园是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其中组织的各种文艺演出、校园活动及展览，时刻体现着其颇高的文化水准; 大学中那种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氛围使整个校园生活更加朝气蓬勃，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更加加深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寒、暑假期间组织的各种旅行不断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在此期间，我们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如万里长城、戈壁沙漠。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亲如一家，即使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也不会感到孤单，那种亲切温暖的氛围深深感染了我。另一方面，中国的同学们一直对我们照顾有加，无微不至：我们刚到时，就为我们组织了一场名为“那不勒斯歌曲”的主题晚会，虽然是只个非正式的欢迎仪式，但那晚中国的同学们也玩得非常尽兴。
当然，校园外的世界对我的冲击也不小；我们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一大早，我正巧碰上打太极晨练的人群。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新鲜了，看到人们正在操练这项古老的中国武术技艺，我几乎呆住了：没有预先的排练，也没有人指导，所有人都做得那么自然和谐，这使我惊叹不已。走在北京市民中间，有很多东西都使我感到惊讶：比如说，自行车大军——成千上万的人北京人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场面十分壮观。不知为何，这样的场景使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我来自普利亚北部的一个小乡村，仍记得儿时人们也是骑着自行车出行的。北京人的脸庞及他们的表情向我传达着一个农业社会的强烈气息，传达着他们的价值观，传达着伟大、古老，悠久深远的中华文明的传统习俗。另一件使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明显区分和差别。在北京，我们有专门的外国人餐厅和商店，也许是因为这些地方消费水平很高，所有鲜少有中国人光顾；说到中国人的穿着，我清楚地记得所有人都清一色地穿着白衬衫，套着蓝色或绿色的外套。但凡有不是这种穿着的，一定都是外国人。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些无关轻重的方面不足为奇，但正是这些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细节的改变决定着一个国家质的变化。如今，中国人穿衣打扮的方式已经越来越西方化了。曾经那些只有外国人光顾的餐厅，现在却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进出出。一切感觉都是偶然，但其实是必然。一系列表面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事物，其实就像是一整幅拼图中一块块小小的组成部分，慢慢地，当一块接着一块地被拼在一起时，一切都会各就各位。
第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一个惊喜从天而降：我的一个朋友因为要迁往沈阳，放弃了原本属于她的奖学金，而我获得了这份奖学金，使我可以在北京再留一年。那年，我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81年，我曾作为翻译为电影《马可波罗》的摄制组工作。 自此，因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许多工作机会接踵而来：新兴科技的展会、博览会纷纷举办，中国人对意大利市场的兴趣不断增长，同样，意大利人中国市场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从大理石到丝绸，中意两国商业领域的互通与合作一直不断加强。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期，中国人期盼着一场变革，在那一个历史时刻，一切都发生得很快，那一场变革对于中国来说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而庆幸的是，中国人赶上了这趟通往美好未来的列车。那是一个绝对积极向上的年代，不存在“你”“我”之争，只有交流，分享，机遇平等。很明显，巨大的改变首先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突显，而在大城市之外相对偏远的地区还不能完全感受到这场逐渐加快的变革。仍记得我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那些时光，通过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朋友交往，我发现他们与我之前认识的那些中国人很不一样。我仍记得他们看到与自己如此不同的我们时那种真实的兴奋感，对我们，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信任，他们性格开朗外向，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人数有限，彼此间的关系才更加紧密，更加团结，同时，他们将这种态度也传达给与他们不同种族的人们，使我们也参与到了他们的传统之中，温暖地将我们包围在他们的舞蹈和歌声当中。那些在4年的中国生活中难以忘怀的瞬间， 那些色彩缤纷绚丽的传统服饰，都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就像一张30多年前拍的老照片，虽经岁月洗礼而略微泛黄，却始终鲜活真实，触动心灵。翻译：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