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侯孝贤

 

侯孝贤可能会渐渐忘记一切，但他不会被影迷忘记。

——徐鹏远

　　2015年，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上，电影《刺客聂隐娘》拿下最佳导演奖。当评审团主席科恩兄弟揭晓这一结果时，侯孝贤表现得非常平静，他缓步走上台，语气平和地说：“以前(在戛纳)得过一个奖，但忘了是什么了。”全场响起一阵笑声，人们把这句话理解为了一种幽默，同时响起的还有掌声，因为这份幽默与他给电影世界带来的艺术风景如出一辙——朴素淡然却又真诚动人。

　　然而八年之后回望这一幕，恐怕不会有人笑得出来了。2023年10月23日，英国权威影评人Tony Rayns在一场放映会上透露，导演侯孝贤已经息影退休。两天后，这个消息得到了确切的证实，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家属宣布侯孝贤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完全回归家庭生活，安心休养。后知后觉中，当初荣耀时刻的那句话不再像是一种幽默，而更疑似一抹伏笔，或者干脆即是一个先兆。

　　江湖底色

　　《刺客聂隐娘》的最后，隐娘与磨镜少年、采药老者远走新罗，遍野秋黄中身影寂寥，呼应着整部电影的那句题眼：“一个人，没有同类”。这七个字是引发侯孝贤改编这则唐代传奇故事的核心冲动，亦是他欲借作品流露的某种自况。

　　同类遍寻不得，同伴却是侯孝贤不曾缺少的。2020年第57届金马奖将终身成就奖授予侯孝贤，在这场几乎是他近几年来最后一次露面的盛典上，为其献上荣誉的是一支16人组成的颁奖团。这个颁奖团里的每一个人单拎出来都是影坛乃至电影史上光彩闪耀的名字，而当他们汇聚在一起时，便只剩下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侯孝贤的合作者。

　　知名导演通常都会有自己惯用的班底，但如侯孝贤团队这样稳定而持久的却也不算多见，甚至作为颁奖团代表的摄影师李屏宾说，他们这些人和侯孝贤的关系就像是儿子与父亲。如此坚定的追随，已不仅仅源于志同道合，更来自侯孝贤颇具江湖风范的义气感召。就连学者戴锦华都说过，侯孝贤是一个通身豪气的大哥。

 

　　雏形初现

　　除了打架、赌博和追女孩，年轻时的终日混迹在街头的侯孝贤也干过一些“正经事”，比如看书，比如看电影。他什么书都看，电影同样没有忌口。不过对于那时的他来说，这只是打发无聊的方式而已，并不意味着由此埋下了理想的种子。真正产生明确的想法是在当兵期间，一次放假，他看了一部英国电影《十字路口》，感动之余在日记上写下：要花十年时间进入电影行业。

　　退伍之后，侯孝贤去了台北，一面在通用电子公司当装配员，一面准备考大学，志愿填了五个，都是电影相关，最后顺利地被第一志愿的艺专影剧科录取。三年艺专读完，又做了八个月的计算机推销员，恰好李行导演招场记，通过学校老师介绍，算是从此正式踏入电影圈。

　　如今对于侯孝贤导演生涯的划定，大多是以1983年《儿子的大玩偶》为起始的，包括他自己的许多谈论也是如此。但实际上从1980年起，他已接连拍摄过《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三部电影了，只不过这些作品与他后来为人熟悉的风格确实不太一致。

 

　　找到角度

　　1983年，在完成改编自黄春明小说的《儿子的大玩偶》后，侯孝贤开始筹备《风柜来的人》，将自己的成长中许多张皇和迷惘搬上银幕。侯孝贤找到了属于他的电影视角，也找到了他的焦点所在：“从《风柜》下来，我一直没变，我想我的兴趣还是针对人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状态，人的存在，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尤其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我的片子里面大都是探讨人。”

　　《风柜来的人》之后，侯孝贤又连续推出了《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仿佛编织成了一册“青春纪念簿”，既珍藏了一代人的记忆，也封存了一段逐渐远去的时光，更夯实了侯孝贤在电影世界里如签名般醒目的艺术风格。与此同时，到《恋恋风尘》这里，朱天文、李屏宾、廖庆松、杜笃之等人也终于组成了侯孝贤日后稳定三十年的团队基底。

　　向更远处追寻“新”的《悲情城市》设定在1945年到1949年的背景之中，一家人的命运围绕着“二二八”前后跌宕沉浮。这是侯孝贤到那时为止最庞大也最复杂的一部作品，在翻阅了彼时有限的资料，经历了缓慢的剧本写作后，电影于1988年11月底在台北金瓜石一处老式理发屋开机。又一年后，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摘得最佳影片，侯孝贤成为了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导演，而后电影上映，票房打破台湾院线纪录。

　　今年，当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4K修复版的《悲情城市》时，票6秒钟内告罄，传说二手平台上的黄牛更是将价格炒到了8000元。时隔三十四年，这部旧作在海峡对岸依然能引发如此热情，已足见其魅力历久而弥新。

　　在《悲情城市》后，侯孝贤继续着他的历史探索，分别于1993年和1995年推出《戏梦人生》与《好男好女》。连同《悲情城市》，这三部作品后来被称为侯孝贤的“台湾三部曲”。

　　而从1996年开始，侯孝贤再次以《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千禧曼波》三部曲，呈现了有关世纪末的华丽与颓靡。这三部作品，虽然时空各不相同，却拥有一个共同主题——“逃离”。

　　在作品之外，“逃离”似乎也从少年时代的叛逆重新回到了侯孝贤身上——新千年后，他开始走出中国台湾，去日本拍摄了《咖啡时光》，在法国创作了《红气球的旅行》。等到《刺客聂隐娘》，不仅将创作视点荡向了大唐，更首次与大陆合作出品，成为他从影近四十年来第一部在大陆正式上映的电影。就在《刺客聂隐娘》荣耀戛纳不久，侯孝贤曾透露过他的下一部作品。然而现在却在家属的声明中得知，之前筹备中的《舒兰河上》已无法继续执行。

　　在那份声明中，侯孝贤的家人写道：无法继续执行固然遗憾，但过往他的作品已获得诸多的肯定，也留下许多经典的作品，相信在时间的洪流里不但不会被遗忘，

　　他对电影的态度、精神也一定会被影迷们留存下来。

　　侯孝贤可能会渐渐忘记一切，但他不会被影迷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