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中国威胁论”，看中西文化基因究竟有何不同？

　　(东西问)陈胜前：解剖“中国威胁论”，看中西文化基因究竟有何不同？

　　中新社北京5月16日电 题：陈胜前：解剖“中国威胁论”，看中西文化基因究竟有何不同？

　　中新社记者 夏宾

 

　　中国文化基因究竟是什么，又与如今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往大了说，能解释中国多年来的和平发展之路；往小了说，能让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自觉戴上口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解中国文化基因的特点及成因，并回应了外界关切的多个热点问题。

　　中西文化基因有何不同？

　　陈胜前认为，文化基因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中性的，不存在必然好或必然坏，只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下，文化基因的正面效用可以表现出来。“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非常不同，文化基因可以互相学习，不是天生的。”

　　那么，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文化基因有何不同？

　　“美国的文化历史太短了，它所继承的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基因。”陈胜前称，美国文化基因一个突出特点是“好战”，更准确的说法是“有侵略性(aggressive)”。

　　如此文化基因，正面表现为进取心或“救世主心态”，总想改变世界、拯救世界；负面表现如美国200多年历史只有十几年没打仗，自古以来好战国家，估计无出其右。

　　此外，美国较有特点的文化基因还有技术导向——对美国人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技术问题。陈胜前称，例如面对反恐战争，美国会想着发明更好的装备和武器来解决问题，但反恐不完全是军事技术问题，它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政治。

　　回到源头，中西方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陈胜前说，世界上关于文明起源有很多种理论，大致可以归为两种：一种是集体本位或者叫集体主义，一种是个体本位或者叫个体主义。而集体本位的文明，是在解决群体所遇到的问题、共同对抗风险中形成的。

　　可以看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农业下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量级，华北沼泽平原、长江中下游泛滥平原地带都有了密集聚落。

　　这个地带，同样是洪涝灾害的高风险地带，这里的人们必须有良好的集体意识才能生存下去。能够领导大众的精英由此脱颖而出，社会复杂性慢慢提高，文明开始萌生。

　　再看西方的文明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农业来自西亚地区，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种植麦子、驯养牛羊。但这个农业结构是矛盾的，种麦子的地不能养牛羊。

　　相比而言，中国史前农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与谷物农业相关联的是养猪、养鸡、养狗，这个物种结构是互补的，谷物的副产品可以喂养牲口，而牛(黄牛)羊在中国出现相对较晚。

　　同时，古希腊阿提卡半岛，地形崎岖，适合农业的平原和盆地很少，但那里岛屿众多，海上交通条件更优越一些，所以就发展出了一种依赖海上贸易的文明形态。

　　“我们看到古希腊的文明不断向外扩张，向外殖民，而商业交换是以个体为基础的，这就必然导致个体意识增强。”

　　陈胜前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希腊奠定了西方文明的个体主义文化基因——向外不断索求、殖民。

　　总体而言，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基因方面，一个是集体本位，一个是个人本位，实际上与早期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文明形成群星璀璨 5000多年实现融合

　　勤劳、和平、中庸、含蓄、合群、包容……这些都是陈胜前所概括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特点。

　　例如“含蓄”，从文化景观来看，西方人表现出对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但中国的文化景观总是想着“要挡一下、再挡一下”，就像四合院；中国人写诗歌，含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直接说出来，就少了一点韵味。

　　陈胜前认为，中国文化基因中，最宝贵的是“包容”。中国之所以形成具有包容的文化基因，也是一个历史中，长期生产生活实践的一个产物。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分布在各个地区，它们此起彼伏、群星璀璨。陈胜前认为，考古材料显示，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接着出现了北方辽西的红山文化，陕北的石峁文化。中国古文明发展有个向心趋势，都想“逐鹿中原”，因为控制中原才能实现控制所有区域的半径是最短的，最终他们都融合成了中华文明。

　　“融合的过程绝非易事，需要反复磨合。所以中国文明5000年干了一件大事，就是融合。”陈胜前强调。

　　他进一步称，中国人的祖先想了一切办法来解决融合的问题，因为融合肯定会面临冲突，那就要避免战争，要尽可能地降低融合的成本，那就得包容——让时间来慢慢消化和接受这种差异性，所以现在中国人对差异性的“感觉挺好”。

　　陈胜前举例，就拿饮食来说，觉得北京菜不好吃，可以吃川菜，觉得川菜不好吃，可以吃粤菜，中国的菜系、口味太多了，但大家仍然没有嫌多，还总是想应该吃点什么特别的。

　　“所以，中国文明包容差异性，甚至欣赏差异性。”陈胜前说，包容就是寻求某一部分的共性，和而不同。“只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整体利益基础，剩下的东西可以不一样。”

 

　　实现融合堪称“幸运” 中华文化圈早已形成

　　中国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完成了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的融合，陈胜前用“幸运”来形容。“为什么用幸运这个词，因为这段历史代价很高，不是轻而易举能实现的。”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历史很“内卷”，从汉代以后发展就停滞不前。陈胜前直言，这不是完全准确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实际上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成为了有十几亿人都认同的一个超大的民族群体，给今天的世界留下了一个超大型的文明，形成了超大型的市场。

　　中国这些年能迅速发展起来，规模效应尤为重要。陈胜前表示，如果要将这份红利追根溯源的话，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是很幸运的，因为融合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对中国来说，合才是主题。”

　　汉代之后就有魏晋南北朝，还出现五胡乱华，唐朝之后五代十国，接下来还有金、西夏、元、清。陈胜前称，其实北宋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临安是当时的世界级大都市，100多万人口，欧洲和阿拉伯的商人都到临安来；当时的泉州也是世界著名港口，很多宗教由此传入中国，发展很繁荣。哪怕到了明朝，中国也很繁荣，商业文化发展也不错，但中国要不断地面对民族融合，发展才不会出现中断。

　　陈胜前续称，清朝则完成了一个大贡献，就是中国东南半壁河山和西北半壁河山的整合，长期以来草原部族和农耕部族的拉锯斗争终于实现融合。其实，不管是元朝蒙古人还是清朝的女真人，他们对汉文化、对中原文化的认同非常强，但这个认同需要时间成本，它不会自动实现。

　　谈及此，陈胜前提出，从中国文化整体来看，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圈，且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形成。

　　为什么这么说？他举例称，东北辽西的红山文明，贡献了玉文化，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而它最早用得最充分、最好的是在东北；还有像陶瓷、铁器、纹饰等都出现了跨南北、跨东西的传播，证明中国文化它早就来自于四面八方。

　　“中国文化有一个相互作用圈，也可以看作四个板块，东南板块、西北板块、海洋板块和生态交错带板块，单独说华夏与边缘的话就把中国文明的范畴限制得太小太窄了。”

　　陈胜前认为，黑河到腾冲，这一条线是中国的生态交错带，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枢纽带，西北、东南以及生态交错带的文明不断交流。另外一个是海洋板块，中国的文化里有一部分是通过海上传来和输出去的。

 

　　中国威胁论？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过去很多年，少数西方国家和媒体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陈胜前认为，那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他指出，中国古代的战争，基本只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部动乱，因为压榨过度出现农民起义；另一种主要针对农耕部族和草原部族的拉锯战，因为草原的生活方式不是自给自足，必须要同中原贸易，而草原文化又盛行抢夺，容易发起战争。哪怕是汉朝时期拓展西域也是为了战略牵制，并不是对外扩张侵略。

　　“中国在郑和下西洋时有条件去殖民，但没有干这个事情，没有去把人家的种族灭绝掉，没有去把人家土著的土地全占了。我们哪怕就是移民在那里，也是跟人家共处，寻求共同发展。”陈胜前说。

　　陈胜前指出，中国的文化基因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是一种有内在矛盾的经济方式，不会主动形成冲突，所以在经济基础稳定的情况下，就会形成特别稳定的社会结构。

　　“如果中国真变成跟西方一模一样，那是西方的灾难。”陈胜前说，哲学家罗素在他的一本书《中国问题》中也提到，中国也许是未来人类遇到危机时，几乎唯一的希望。因为如果西方模式不行，好歹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可选，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没得选了。

　　“现在的中国就给这个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发展的可能，尤其是给第三世界国家做了一个示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更符合时代潮流

　　新冠疫情，是时代给全世界出的一道考题。

　　“中国的集体本位和西方的个人本位，在这次疫情里表现得特别充分。”陈胜前表示，西方个人本位就不能够约束自我，自由高于一切，“戴不戴口罩和愿不愿意居家，都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中国人就觉得集体、大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表示，自由主义的一个本质就是个人主义，是对个人利益的肯定，所以西方文化几千年一以贯之；它的积极面是，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开拓探索未知世界，确实值得学习。

　　但今天西方这种个体导向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失去平衡，弊端也开始显现。陈胜前指出，个体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没有节制的攫取，自然资源会慢慢耗尽，矛盾对立尖锐。

　　他认为，这次疫情之后，强调集体本位、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会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向。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命运休戚与共，要有这样整体性的思维。对此，中国人很能理解，但西方不是很能理解。

　　因为个人主义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需要靠牺牲他人来维持自己的利益，过去就是牺牲殖民地来满足自身的发展；后来殖民地没有了，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牺牲社会底层，从内部牺牲。

　　陈胜前指出，西方国家以前的日子很好过，占据垄断着高额利润，但是中国的崛起让西方从前轻松赚钱的日子不复存在了，所以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因为中国所代表的另一种模式和路径也行得通，但西方不愿意接受。

　　“中国确实提供了另外一种和平的或者说不用牺牲他人的崛起道路，让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看中国人的矛盾观，冯友兰先生有个说法，是‘仇必和而解’，矛盾双方是同一性的，但是西方是‘仇必仇到底’，就是一定要把你灭掉。”

　　陈胜前认为，此一时彼一时，不是说个人主义就是错的，只是在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更符合时代潮流。(完)

　　陈胜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考古学理论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理论的构建”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考古学思想史、石器分析、遗址过程、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著有《史前的现代化》《思考考古学》《人之追问》《学习考古》等。